德川綱吉

2025-12-25 21:32:10 1958世界杯

德川纲吉相关研究有两波高潮，第一波集中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第二波集中于20世纪末至今。

第一波研究主要基于两种资料，一是幕府官方编撰的《德川实纪》，还有再往前，由柳泽吉保着人编撰的《宪庙实录》，此书后来献于八代将军德川吉宗。

二是新井白石《折焚柴记》、户田茂睡《御当代记》、太宰春台（疑）《三王外记》等对德川纲吉及其周围人和治世极尽批判和讽刺的私人性质记述，史学界称之为“杂说类”。

前者不一定比后者更具参考性，因《德川实纪》编撰于德川纲吉去世一百多年之后，幕府在编撰时参考了后者“杂说类”记述。而《宪庙实录》则被吉宗下令删减去纲吉的政绩。

第一波研究基于以上史料，再佐以一些民间逸话和虚实不明的创作，比如赤穗四十七浪士的武勇传，就形成了那一时期德川纲吉研究领域的基本论调——愚昧的昏君

1882年，田口卯吉在《日本开化小史》中批评纲吉政权弊病众多，前有大老堀田正俊专横，后有牧野成贞、柳泽吉保乱政，而“専制国君主”德川纲吉则是一昧耽溺于享乐，将国政交予“不良の宰相”。1883年刊行的《德川十五代史》其作者内藤耻叟更是猛烈抨击纲吉政权是“奸小得意”“人民怨咨”。

再往后纲吉政权的评价则从完全的否定演变成“前善后恶”派，同时也诞生了“毁誉贬褒各有”派。善的部分肯定元禄时代的繁荣和纲吉对学问的推崇等，恶的部分则是批评纲吉的生类怜悯令、过度信佛、骄奢淫逸等。

到了1925年，德富苏峰所著《近世日本国民史》中评价元禄时代为“大抵无可挑剔”，但同时又遗憾没能出现像样的经世家。德富苏峰不认为纲吉是昏庸的君主，他写道：“公平分析的话，（纲吉）决非暴君恶主，也非对歹行感到愉快的人。他有他的主义他的信念他的意见他的见识。”同时他又说纲吉“虽喜怒哀乐不定，性情偏倚，激情澎湃外却有着非常的执着和强韧”。

此外还有重野安绎、辻善之助对过去史学家的评价进行反驳，并且辻善之助还否定了柳泽吉保的“奸邪小人论”。

栗田元次在1927年的《综合日本史体系》中给予纲吉较高的评价，他认为纲吉从小聪明好学，精力旺盛，矫正家纲时代君权下移的弊端，恢复将军权威，尚儒崇佛，躬行忠孝，对幕府政治的文治化有极大贡献，其性格中的确有极端的一部分，但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因为一个缺点就舍弃诸多优点。在给予纲吉较高评价的同时，栗田元次亦对吉宗政权的保守复古予以相应批判。

然而无论史学界的评价如何转变动向，对于世间普通人来说远不如忠臣藏、狗将军来得有趣精彩，因此纲吉的研究很长时间没有更多的发展，人们更多关注的是逸话传说，还有与昭和繁华相提并论的元禄时代。

20世纪末，大石慎三郎等较为人所知的日本近世史学家登场。大石认为江户时代的武家上层社会普遍注重门阀与世袭，对从底层升上来的武士报以轻蔑，因此不在意出身而只论能力拔擢人才的纲吉在武士阶级间难得好评，顺带着柳泽吉保也被批判甚至是污蔑，因柳泽吉保最初只是500石的底层武士，最后却成为15万石甲府藩藩主。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史学家几乎都出自武门后裔，他们的立场本质上与新井白石、户田茂睡等对纲吉政权极尽批判言辞的18世纪初的学者别无二致。大石慎三郎批评他们将基于江户等级观念所创造出的私人性质的记述原封不动地拿来评价历史人物。

此外还有冢本学率先对“生类怜悯令”投以极大关注，所著《有关生灵的政治》《德川纲吉》等书成为后来的研究基石。

视线离开日本，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德国学者Beatrice M. Bodart―Bailey先后出版《坎普尔与德川纲吉》《犬将军》等著作，这些作品被引进日本，为纲吉研究领域提供了崭新的分析视角。Bailey在栗田元次和大石慎三郎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对纲吉予以恶评的多为被纲吉的行政改革整治的武士群体，纲吉所颁布的“生类怜悯令”是为约束武士的重要一环。

而山室恭子更是于《黄门大人与犬公方》一书里阐述因触犯“生类怜悯令”而获罪的，三分之二为武士，庶民百姓即是有同等恶行也大多被宽大处理。剔除“杂说类“中来源不明的传闻和记载，“生类怜悯令”并不多奇葩，因此也很难说“生类怜悯令”是否真的给人民群众带去无尽的麻烦。

本世纪以来对纲吉的重新评价是从多方面的。

一是近世经济的研究发展洗刷了货币改铸的冤屈，过往的历史学家轻信新井白石的《折焚柴记》，不加丝毫分析且想当然地认为货币改铸必定导致物价腾飞，百姓怨声载道，而幕府坐收五百万两利益以供纲吉奢侈。但近年的研究却显示元禄时代的物价上涨是温和且健全的，每年平均只有3%通胀率，在纲吉的支持下推行货币改铸的荻原重秀比凯恩斯早200年领悟货币经济的原理，是当之无愧的经济学天才。且纲吉之后的德川家宣、德川吉宗在面对财政问题时最终的解决办法都是改铸货币。

其二在于侧用人政治的研究彻底洗刷了柳泽吉保“奸诈小人”、“媚上权臣”之类的恶名。吉保的历史形象转变为能力极强且品格高洁的秘书长，对上尽忠却不愚忠，会找适当的时机劝谏主君纲吉，并自述只会媚上的臣子不值得称赞，切实为主君考虑的才是好的。吉保与家宣关系良好，若非高洁的品格与卓越的能力，他不可能将十五万石完美交与长子继承，又在家宣这里全身而退。

其三则是“生类怜悯令”的研究，以及对纲吉信仰问题的重新探讨。这一领域取得了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发展，是19世纪末以来左右纲吉政权一系列评价的关键所在。